當「性騷擾」一詞還沒出現以前,妳該如何向別人訴說「不舒服感」?

【為什麼要推薦這本書】Me too 運動延燒至今,有越來越多的圈子敢於揭露內部的性侵案件。在美劇紙牌屋中,有句話讓人印象深刻:所有事都與性有關,除了性本身——因為性攸關權力。任何性侵、性騷擾案件,都不只是單一個案,而是整個社會權力不對等的表徵。

你知道嗎?在「性騷擾」這個詞彙還沒出現以前,女性就算遭受騷擾,卻沒有任何辭彙可以解釋、向他人闡明她們不舒服感。經驗的表達,其實就是種群體開始對這個行為「有認知」的開始。

當我們開始可以把性騷擾「說出來」,就是身體政治的啟蒙

關於知識論認定社會權力對集體社會理解產生不公正的影響,我們可以解讀為人類共享的理解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的觀點,並接受不平等權力關係可能扭曲共享詮釋資源的觀點,使得有權者理解自身社會經驗時,因為已經有足夠的理解資源,以致很輕鬆就可以搞懂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經驗。

而沒有權力者比較有可能是透過一層玻璃隱約發現自己的某些社會經驗,並在設法清楚表達這些經驗時,充其量只能利用不夠貼切的意義。檢視女權運動的歷史,我們看到透過「說出來」的舉動以提升意識的方法,而所分享出來的東西是未能清楚理解、幾乎難以聽懂的經驗,這顯示身為孤獨的個體,女性的諸多經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無法表達。

對於孤立的個人來說,分享這些尚未完全成型的理解過程,喚醒了迄今仍舊蟄伏的社會意義資源,而後者帶來了清晰的思路與認知層面的自信,並增加了溝通能力。

我們先來簡短回顧一位女性的敘述,她在60年代後期參加一場討論婦女醫療和性議題的大學研討會,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回憶錄中談到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時轉述了這位女性的發言:

溫蒂.桑福德(Wendy Sanford)出生於上流社會的共和黨家庭,她在兒子出生後與憂鬱症搏鬥。她的朋友愛斯特.羅馬(Esther Rome)是猶太東正教傳統的追隨者,拉著溫蒂參加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第二場會議。溫蒂向來與政治團體保持距離。 「我走進休息室,」她回憶道,「他們正在談論手淫,我一句話都沒說。我很震驚也很入迷。在稍後的會議上,有人示範母乳哺餵。我並沒有被嚇到,但後來我們分組討論。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被劃分到一個小團體中』。在我的小組中,人們開始談論產後憂鬱症。在那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裡,我意識到一直讓我感到自責,並且讓我丈夫責怪我的事,並不是出於我個人的缺陷。這是生理上的某狀況,加上社會上的孤立所造成產後憂鬱。這種理解是讓人永遠成為女性主義者的那類時刻。」

這就是一種詮釋的不正義。

讓我們延續這份直覺,來看清楚這種不正義的輪廓。布朗米勒回憶錄中的另一個例子,能讓我們審視我們今日能夠以性騷擾命名的相關歷程:

女性們遭受性騷擾的經驗,遠比你想像的有共鳴

有一天下午,一位大學前雇員求見琳.法利(Lin Farlry)尋求幫助。四十四歲的嘉蜜塔.伍德(Carmita Wood)在卡尤加湖(Lake Cayuga)的蘋果園地區出生長大,獨立撫養兩個孩子。她在康乃爾大學的核能物理系工作了八年,從實驗室助理升遷到處理行政事務的文書工作。伍德不知道為什麼她被挑上,或者她是否真的被挑上,但是有位傑出教授似乎無法將他的雙手從她身上移開。

伍德的講述中提到,這個學識出眾的男人站在她的桌旁閱讀信件時會晃動他的胯部,或者在他伸手拿取文件時會故意掃過她的胸部。有天晚上,當實驗室員工離開年度聖誕派對時,他在電梯裡困住她並強吻她。聖誕派對事件過了之後, 嘉蜜塔.伍德特別改走實驗室大樓的樓梯,避免再度遇到這種事情,但是暗中騷擾帶來的壓力,以及努力與科學家保持距離的同時,她還是得與對方討人喜歡的太太做好朋友,她的身體因而產生許多症狀,包括慢性背部和頸部疼痛,她的右手拇指也發疼而變得麻木。

她要求轉調到另一個部門,在遭到回絕後她決定辭職。她踏出辦公室大門,前往佛羅里達休息調養。回來後她申請失業保險。當保險調查員詢問她為什麼要離開工作八年的崗位時,伍德無法描述這些令人厭惡的種種片段。她感到羞愧和尷尬。在對方敦促填寫表格上的必要欄位時,她回答離職的理由是出自個人因素。結果,她提出失業救濟金的申請遭到拒絕。

「琳的學生們在她的專題課堂上持續談到在暑假工作時遇到討厭的性挑逗,」索維涅(Sauvigne)說。 「然後嘉蜜塔. 伍德進來告訴琳她的故事。我們意識到,你知道的,對於一個人來說,無論是我們當中的女性工作人員、嘉蜜塔還是學生,在某些時候都有過類似的經歷。而我們都未曾開口告訴過任何人。這是那種『啊哈 !』頓時豁然開朗的時刻,一種深刻的啟示。」

女人有她們的議題要處理。梅耶(Me y e r ) 在雪城(Syracuse)找了兩位女性主義律師蘇珊.虹(Susan Horn) 和妙麗.韓絲(Maurie Heins)接手嘉蜜塔.伍德的失業保險上訴案件。然後……,」索維涅報告,「我們決定也要開口打破對這類事件的沉默。」

她們要打破沉默的「這類事件」還沒有名稱。 「我們八個人坐在人事部門辦公室內,」索維涅回憶道,「腦力激盪我們要在鼓勵開口的海報上寫下什麼。我們把它稱為「性恐嚇」、「性脅迫」、「工作中的性剝削」。這些名稱似乎都不對。我們想要能把一系列隱含和明顯持續性行為都包括在內。有人想出了「騷擾」。「性騷擾 !」我們立刻同意了。這個名稱就是這樣出現的。

這個故事顯示,既有的集體詮釋資源有個缺口,而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經驗命名可以填滿那個缺口。如同故事所描述的,我們可以看到像嘉蜜塔.伍德這樣的女性,因集體詮釋資源的缺口而蒙受嚴重的認知劣勢。但是這種敘述方式並沒有完整捕捉到全貌,因為如果嘉蜜塔.伍德遭遇到的認知錯待被建構為僅是單純的認知劣勢造成的,就無能釐清何以只有她而非騷擾者也同樣蒙受認知錯待。無法正確理解女性的性騷擾經驗,這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承受的集體劣勢。根據假設來看,在何謂性騷擾的集體理解浮現之前,男性這般對待女性的作為普遍來說並未獲致正確的理解。不同群體處於詮釋劣勢的原因各有不同,社會世界不斷變化產生新的經驗,而我們只能慢慢理解這些經驗;但這些認知劣勢中僅有部分會使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無論是因為歧視還是出於其他方面的不公平,必定是有害與不正當的才能視為不正義。在當前的例子中,騷擾者和被騷擾者都因詮釋上的空白而出現認知障礙—雙方都沒有正確理解到他對待她的作為—但騷擾者的認知障礙對他來說並不是一項重大的缺點。實際上,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作為符合他的目的(或者至少符合他的立即目的,可以使他的行為不受質疑。這並不是去否認如果他骨子裡是個正直的人,那麼理解他這項不良行為的嚴重性就會讓他克制行為,詮釋上的空白對他來說是認知和道德厄運的來源)。

相比之下,被騷擾者的認知障礙對她來說是極為不利的。認知障礙使她無法理解自身經驗的一項重要環節:也就是說,這項經驗與她切身相關,她迫切地想要瞭解,因為不瞭解會讓她深感困擾、困惑和孤立,更不用說容易受到持續的騷擾。但是她在詮釋上所處的劣勢,使她無法理解自己被持續錯待,而這反過來又阻止她去抗議,更不用說採取有效措施去阻止。

書訊: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


Dhobi Ghat is a well known open air laundromat in Mumbai,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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